如果他們沒有示威

畢業禮那天，我不在香港，回來後讀到各方對示威學生的評論，大致可知當日的情況。我以為，這樣的場面，哪家「國際級」大學沒有？也沒想過插把嘴，再說，還有甚麼好說？

今早讀到蔡子強在《明報》觀點版的文章，結論如是說：「只有在這種自覺和清醒，講求成敗得失的『策略理性』(strategic rationality)之下，政治才能成大業，而不單是追求個人道德上的自我救贖和夢囈。」

我相信蔡先生也是一片好心，為的是勸勉激進的青年，但讀到這麼一句，昨天讀鄧小樺文章時的淡淡哀愁，一下子變成了義憤。

讓我們作一個假設。

如果，畢業禮當天，沒有任何人去示威和抗議，百萬大道上喜氣洋洋，家長們擁著孩子們，特首們握手言歡，長官們言笑晏晏，舉頭談天氣，低頭論排名、說撥款，保安們享受和煦的日光 － 我們會怎麼說？

我們或許會感概：「中大變了，再沒有昔日的反叛了。」

我們或許會想當年，懷念不同年代的衝擊事件。

我們或許會埋怨，怎麼沒有異議者？

我們或許壓根兒不會關心，因為翌日報章不會大篇幅報道。

我從來不是蔡先生口中的radicals，我跟大多數精乖伶俐的香港人一樣，喜歡靜觀其變，找轉彎的路線，總之不硬碰硬，最會保本和保身。

我可以大膽說，絕大多數我認識的中大人，跟「激進」的關係，停留在思考層面，要我們激進行動，惜身和怕事的我們，應該會say no。我們甚至會問，這幫同學啥事了？他們吃豹子膽大的嗎？

從來，真正會以行動捍衛中大的「反叛傳統」的人，每年都不過是那麼十個八個，我們是大多數，他們是少數。

我卻衷心感謝這些少數派。在我求學的年代，我沒有參與他們的行動，卻聽到他們的呼喊，那林林總總的訴求，擾亂過我自以為安定和平和的內心，動搖我對表面合理的世界的信念，他們叫日趨功利的大學校園顯得荒謬，逼使還有自省能力的人在面對現實之餘，尋找改造和改善現實的空間和可能。

他們有甚麼私利和個人目的（例如自我救贖和夢囈），重要嗎？如果沒有了他們，大學校園會更寂寥吧。

一定有人會說，他們可以示威，但要顧及旁人感受，現在的方法不對.....

當然，當然。大抵我在現場的話，也會這樣說。只是，一大早讀了這篇文章，自私的我捺不住要跟「造反者」致謝，而出發點卻還是自私 － 真怕有一天，假設，再不是假設。